椎名空,近代史的性质是文化的转变——吕思勉著《中国近代史》导读

《中国近代史（图文导读版）》，吕思勉著，张耕华导读，中华书局，2025年9月版，82.00元

吕思勉是以“中国通史”和“断代史”的著述而闻名于学界，其实他的近代史著述也不少。他的这部《中国近代史》，是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说》《中国近世史讲义》（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和《中国近世史讲义》是吕思勉在上海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两份讲义，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说》是抗战时期吕思勉在常州辅华中学任教时编的讲义。《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》《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》的题目系编者所加，有“商业、财产、征榷、官制、选举、刑法、学校”七节，其中前六节原为《中国制度史》“商业、财产、征榷、官制、选举、刑法”各章近代部分的删余稿，“学校”一节原系单篇油印稿）和《日俄战争》（《日俄战争》完稿于1927年，1928年收入商务印书馆“新时代史地丛书”初版，次年又收入商务的“万有文库”）。五种著述的合刊。除了这五种之外，他的通史、教科书等都写有近现代部分，他还写过一本通俗读物《国耻小史》（《国耻小史》（上、下），1917年收入中华书局“通俗教育”丛书初版）。粗略统计，他的近代史著述有五六十万字，虽然有些原是学校讲义，但写得很有特色。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将这部《中国近代史》列入吕著的“图文导读版”丛书，嘱我校读之后，再拟一篇导读。导读，顾名思义是阅读的引导，这对于历史类的书籍尤为重要。因为历史虽是客观的，而历史著述则是历史学家研究、书写的产物。不同的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观念、不同的书写方式。于是，同样的史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和面貌。这无疑也告诉我们，要读懂一部历史书，先要读懂这部书的作者，读懂他是怎样研究、怎样书写的。这是导读的任务。本着这样的认识，我把平日阅读时记下的一些文字，整理成文，或可供读者阅读此书时的参考。

一、近代史的性质是文化的转变

历史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，本身无所谓古代、近代或现代，是历史学家看到了它的一些变化，从而把它划分出古代、近代等不同的历史阶段。这里说的变化，当然是指那些足以改变历史性质的大变化。简言之，中国近代就是因量变引起的质变而划出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。历史的变化及其属性，虽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，但要把它表达出来，却离不开历史学家的研究和书写，而不同的历史学家的书写也不尽相同。常见的中国近代史多从鸦片战争写起，因为自这场战争以后，“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”（范文澜：《中国近代史》，上册，人民出版社，1955年版，“九版说明”第1页）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形成，就是近代史的性质。吕思勉对近代史性质的看法，稍有不同。这个不同，来自于他书写近代史时所持的文化观。

一百多年前，学术界曾有一次文化观的研讨热潮，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梁漱溟和胡适的观点。梁漱溟说：文化是人类“生活的样法”，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应付方法（梁漱溟：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一卷，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380-381页）。胡适说：“文明（Civilization）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”，“文化（Culture）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。”（胡适著，欧阳哲生编：《胡适文集》（4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3页）简言之，梁、胡都把文化看作人类或某个民族为“应付环境”而产生、发展出来的“生活方式”。吕思勉的文化观与之相近。他在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（下文简称《前编》）中写道：

人类控制环境的行为，为之文化。……人类的进化，纯粹是文化进化。……文化本是控制环境的工具，不同的环境，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，就会造成不同的文化。……文化的兴起，本是所以应付自然的。在最初的一刹那间，所谓环境，其中本只包含自然的成分。……但是到文化兴起以后，文化就成为环境中的一个因素了。……自然的变迁，是缓慢的。在短期内，不会使人们有大变其控制方法的必要。人为的因素则不然。其变迁往往甚剧，迫令人们非改变其方法不可。能改变则更臻兴盛，不能改变则日就衰亡……（吕思勉著，张耕华导读：《中国近代史［图文导读版］》，第3、4、6页。下同）

本着这样的文化观，吕思勉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：

1.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。

2.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。

3.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。（第7页）

在中国史上，“受印度影响的时代，因其影响专于学术思想方面，和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，没有什么直接的紧迫的关系”（第9页）。所以，从第一期到第二期的文化发展，只是“学术思想方面”起了变化，而未及“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”，社会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。但“自欧人东来，而局面乃一变，其文化既与我大异，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，我国受其影响，遂至凡事皆起变化，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，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，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”（第192页）。他又说：

既和异国异族相交通，决没有法子使环境不改变，环境既改变，非改变控制的方法，断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。（第9页）

一方面是“凡事皆起变化”，另一方面是不改变“无以求兴盛而避衰亡”，这就进入了文化性质大转变的时期。总之，吕思勉的这部近代史，就是要写出中华民族在与异国异民族异文化的接触交往后，受其影响而逐渐改变自己文化的历史，即为应对变化了的环境，而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应对方式，从而实现民族文化转变的历史。所以，在《前编》第一章“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”的卷首和结语，吕思勉都反复强调这是民族文化“转变”的时期，是民族文化第一次受到全面挑战而“凡事皆起变化”，是关涉民族国家兴盛衰亡的“伟大的转变”（第3页）。总之，将文化的转变视为近代史的性质，这是吕著近代史与众不同的特色。

二、从长时段看近代史

如上所述，常见的近代史著作着眼于社会性质的转变，而吕思勉着眼于民族文化性质的转变。着眼于社会性质的转变，那就以改变社会性质的某一史事及它的时间节点为叙事的开端。所以，这类近代史著述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，即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它发生的年月为近代叙事的起点。吕思勉的叙事起点并不定在具体的哪一年或哪一事。与常见的近代史著述不同，他的这部近代史，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写“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”。比如《前编》的第二、第三章，《中国近世史讲义》（下文简称《讲义》）的第一至第六章，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说》（下文简称《概说》）的第二至第四章，等等。看其措辞，如“中西交通之始”和“传教之始”，而在这个“之始”“之初”的年代，看不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的发生。按吕思勉的看法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、导致历史演进轨迹转向的，并不是具体的哪一年或哪一事，而是明清以降中华民族所遭遇的“欧人东来”和“西力东渐”。他在《讲义》里再三写道：

西力东渐，开数千年未有之局。（第209页）

西力东渐……情形与前此大异矣。（第209页）

西力东渐，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……（第215页）

他在《日俄战争》第一章“东北形势总论”的卷首也说：

甚矣哉，近世西力东渐之局之可畏也。虽以亚洲东北，素与世界风云隔绝之地，而亦遂无一片干净土也。（第479页）

所谓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”，这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决不是一时一事所能造成，是一个连日累岁、积微见著的过程。他使用的“西力东渐”一词，既指“由西向东”的地理方向，也指“渐行渐近”的时间过程。换言之，在吕思勉的这部《中国近代史》里，历史不是突然地、像断崖式地在某年或因某件事情的发生而一下子拐进近世时期，而是在“西力东渐”的浸润下，逐渐地、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代的历史阶段。对于历史的当事人而言，它是一个缓慢而不易察觉的过程。他说：

五口通商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，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，是因通商上的隔阂深了，借烧烟而爆发的，论其实，则是中西的文化差异得甚了，自塞而趋于通，不可免的冲突的初步。（第51页）

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，此乃积数千年之因，以成此一时代之果，断非一人一事之咎。（第244页）

吕思勉曾写过一本《历史研究法》，他在书中写道：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“求状况非求事实”；求状况，就是“重常人，重常事”。常人、常事是“风化”，特殊的事是“山崩”。“不知道风化，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，如其知道了风化，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。”（吕思勉：《历史研究法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版，第63页）可见，鸦片战争是“山崩”，明清以降的“欧人东来”和“西力东渐”是“风化”。与其把“山崩”（鸦片战争）视为近代史的开端，毋宁说它是此前由来已久的“风化”（一系列中西文化矛盾、冲突）的结果。所以，吕思勉的近世史著述，都从明清以降的“欧人东来”和“西力东渐”为叙事的起点，这比常见的近代史叙事要向前延伸了很多。

同样，近代史的下限一般都写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。通常认为：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转向现代的时间节点。读吕思勉的几种近代史著述，其叙事的下限都落在他撰写讲义或课堂讲授时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。他说：

……近世史者也。其中又可分为二期：一自欧人东来，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，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；一自戊戌变政起，讫于现在，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。（第192页）

在所谓近世期中，我们实有改变其文化的必要。而我国在受着此新影响之后，亦时时在改变之中，迄于今而犹未已。（第9页）

他强调的是“讫于现在”，“迄于今而犹未已”。换言之，至少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，吕思勉并不认为近世史的历史任务（文化的转变）已经完成（吕思勉编写的一些中学历史教科书、历史复习书等，都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或辛亥革命作为现代史的开端，[如《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》《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》《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等，见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1册，第123、390、653页]，这是因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，需符合当时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，不能全按个人的学术见解来书写）。这种近代史的时间上的前拓后展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加长版的近代史，借用布罗代尔的说法，这是一种长时段的近代史。布罗代尔有“三时段”的说法，即长时段、中时段和短时段，分别对应于“结构”“局势”和“事件”，对应于“地理时间”“社会时间”和“个人时间”。此处只是师其意而用之，并不拘泥于具体时间的长短。只要我们不局限于表面的、浅层的、急速变动的政权迭代，而着眼于本质的、深层的、缓慢甚至停滞的文化演进，那就会发现自“西力东渐”以来为“应对环境”的剧变而发生的“文化转变”任务还是进行时。近代的历史该用长时段还是短时段来研究观察，这与历史无关，而与研究观察者有关：因为不同时段的观察，能获得不同的启示——只有采取长时段的观察，我们才会明白“文化转变”的目标是任重道远，才能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所当尽的责任。这也是吕著近代史的一个特色。（蒋廷黻所撰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其叙事的下限也延伸到他写作的年代。他在《中国近代化的问题》一文中也提醒国人：“我们有时因为近年理工两科的学生和设备加多，就心满意足，以为中国就近代化了。其实中国近代化的程度是很可伶的。”[《独立评论》第225号，1936年11月出版；又见蒋氏《中国近代史》，中华书局，2016年版，第132-133页]）

三、唯设身处地才能知世论人

吕思勉曾说：“凡观古人之文，宜设身处地，细考其所处之时地及其所与言之人，并须察度其人性情学问如何，然后能真了解其言，不致偏护古人，亦不至厚诬古人。”（吕思勉：《中国文学史选文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9册，第123页）这里说的是“观古人之文”，而观古人之行，也当用这样的方法。前人说的“知世论人”或“知人论世”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。这种评论史事、鉴别人物的方法，在吕思勉的这部近代史中随处可见。

比如，写近代史上俄国与清的交涉，俄人除了通商之外，一直带有政治和领土上的目的，这是国人不能理解，也意想不到的（第145、204页）。因为自古以来，国人对于长城以外的入侵，多取防御政策，并没有扩张侵吞的想法。这就是《汉书》所说的，这些地方“得之不为益，弃之不为损”（［汉］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九十六下《西域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版，第3930页）。所以，当立国于欧洲的俄国，越过万里荒凉之地，以求海口于太平洋，既志在通商，又与我“争界”，这种“侵略国的思想，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”（吕思勉：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0册，第405页）。吕思勉说：

中国历代对于属地，系取羁縻政策的。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，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；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，如唐朝的都督府是。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，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，则加以制止。防患于未然，使其事不至扩大而成为边陲之患，此即所谓守在四夷。但中国的政情，是以安静为主的。不但向外开拓，即对于边疆的维持，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。所以到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，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，就只得撤退。再进一步，就患仍中于边陲了。……总而言之，开疆拓土，甚至于防守边陲，在中国政治上，实向不视为要务。在如此情形之下，驾驭未开化的蛮族，尚且不足，何况抵御现代西方国家的侵略？（第76页）

当《尼布楚条约》（1689）签订时，“中国看似胜利，然而自此以后，对于东北方，并没有加意经营；而俄人却步步进取，经过一世纪半之后，强弱自然要易位了”（吕思勉：《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0册，第405页）。1858年清黑龙江将军奕山受俄人之胁迫而订立《瑷珲条约》，“侍讲殷兆镛参奏奕山，以黑龙江外五千余里，借称闲旷，不候谕旨，拱手让人，寸磔不足蔽辜，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。然据日本稻叶君山之《清朝全史》，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，而俄人以开战相胁。当时情势与结《尼布楚条约》时适相反，中国断非俄敌，其屈服亦出不得不然。边备废弛，由来已久，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”（第270页）。国人既意想不到，行动上难免进退失据，而仍用老办法来应对新问题，交涉起来怎会不吃亏？

又如近代史上“领事裁判权”，一方面固然是西人刻意的侵夺（吕思勉在《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》的“刑法”一章中写道：“领事裁判权之行于近东，以彼此所奉之教不同为口实，然虐待异教徒，土耳其等国有之，我国无有也。或谓由彼此习尚不同，则我于彼，亦应有此权矣。又靳而不与，何也？故其所借口，仍在我法律及司法制度之不善也。”[第461页]这种单方面而不是对等的领事裁判权，其不合理且侵犯中国司法主权，英人岂会不知？然而当时中国人既看不出这是司法权的侵犯，也看不出它的危害性，而单方面给予外人以司法特权，则来自于历史上的习惯性的做法），另一方面也是国人不通外情、沿用历代的陈法所造成。（关于领事裁判权，吕思勉在《吕著中国通史》里写得更明白：“古代的法律，本来是属人主义的。中国疆域广大，所包含的民族极多。强要推行同一的法律，势必引起纠纷。所以自古即以‘不求变俗’为治。统一以后，和外国交通，亦系如此。《唐律》：化外人犯罪，就依其国法治之。必两化外人相犯，不能偏据一国的法律，才依据中国法律治理。这种办法，固然是事实相沿，然决定何者为罪的，根本上实在是习惯。两族的习惯相异，其所认为犯罪之事，即各不相同。‘照异族的习惯看起来，虽确有犯罪的行为，然在其本人，则实无犯罪的意思’，在此情形之下，亦自以按其本族法律治理为公平。但此项办法，只能适用于往来稀少之时。到近代世界大通，交涉之事，日益繁密，其势就不能行了。中国初和外国订约时，是不甚了然于另一新局面的来临的。一切交涉，都根据于旧见解以为应付，遂贸然允许了领事裁判权。”[吕思勉著，张国刚导读：《吕著中国通史［图文导读版］》，中华书局，2025年版，第252页]）吕思勉说：

（中国）向来维持秩序的，是习惯而非法律。换言之，即是社会制裁，而非法律制裁。其所由然：（一）因政治取放任主义而软弱无力。（二）因疆域广大，各地方风俗不同，实不能适用同一的法律。于是法律之为用微，而习惯之为用广。（三）因社会上的恶势力，并没有能够根本铲除。如家法处置等事，到现在还有存留于社会的。（四）因官僚阶级中人，以剥削平民为衣食饭碗，诉讼事件，正是一个剥削的好机会。此项弊窦，既为官僚阶级的本质，则虽良吏亦无如之何。不得已，乃惟有劝民息讼。以国家所设的官，本以听讼为职的，而至于劝民息讼，细想起来，真堪失笑。然在事实上，却亦不得不然。五口通商以后，西人借口于我国司法的黑暗，而推行其领事裁判权，固不免心存侵略，然在我，亦不能说是没有召侮的原因。（第223页）

总之：

中西的文化，隔阂太深了，冲突终不可免。……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，为旷古所未有，一切旧见解、旧手段都不适用，不可行，在当时如何可能呢？所以交涉的失败，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，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。（第74页）

至于中外通商时的隔阂（第41页），西人初来传教时的揣测附会（第41-46页），乃至引出种种排斥、争端，以至于禁教等事情，都要在“知世”之下才能“论人”，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古人。

不过，了解之同情，不等于了解之共情。当时人固然看不出“此时的局面，为旷古所未有，一切旧见解、旧手段都不适用，不可行”（第74页）；然今天的读者，既要“设身处地”地了解18、19世纪的国人是怎么看待、怎么应对因“环境的变化”而带来的种种挑战，又要明白：古人的看法、古人所采取的种种做法则不是我们所能分享、所能共情的。（此处套用柯林伍德的说法，他的原话是：“我们在二十世纪知道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怎样看待这些事物的，而且我们知道他们的观点不是我们所能分享的观点。我们把它们称为历史的错误，而且我们能够指出要摒弃它们的理由。”[〔英〕R.G.柯林武德著，何兆武、张文杰译：《历史的观念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6年版，第123页]）这又是吕著近代史的一个特色。

吕思勉曾说：“文化进展到一定的程度，便要发生平衡的现象。……所谓平衡，便是乐于保守，惮于改革。”（吕思勉：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75页）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情形，他批评这种“乐于保守，惮于改革”的两种表现：

（一）大多数人，总只会蹈常习故。

（二）……处于领导地位的人……头脑往往是顽固的，而且其利益，往往和大众及全体冲突……因为和其私利冲突，新制度，即适宜于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往往为此等人所反对。……人们要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就成为非常艰难的事，因为先要对付反对改变的人。如此，人们改变控制环境的方法，就往往要成为革命行为，这是何等艰难的事！（第4-6页）

1947年11月，吕思勉曾在大夏大学做了一个题为“文化再生”的讲座。此次讲座未留下讲稿，只有《益世报》记者写了一篇报道。据记者所记，讲座从先秦的九流十家改革社会的思想说起，一直说到王莽改革的失败，末了，吕思勉说：

中国的文化可以保存者不多，值得保存的便是各家这求改革社会的精神。《文化再生——吕思勉教授演讲旁听记》，上海《益世报》1947年11月9日第3版。

所以，打破平衡，实现文化的再生，这是吕思勉强调的近代史是文化“伟大的转变”的真含义。